沃尔夫：作为最后的借款人和消费者，政府必须发挥作用，支撑家庭收入、保障企业免受需求崩溃的影响，防止经济陷入萧条。
文丨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这场大流行病并不出人意料。但现实总是与预期不同。它不仅仅是对健康的威胁，它也可能是一种比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更严重的经济威胁。应对这一威胁需要强大且明智的领导。各央行开了个好头。现在责任落在了政府身上。它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好地说明，一个由能够区分专家和骗子的人领导的优秀政府为何对公众如此重要。一个核心问题是，这场突发卫生事件会有多严重以及将持续多久。一种希望是全国封锁（如西班牙）或封锁一国部分地区（如中国）将消灭这种病毒。然而，即使一些地方取得这一结果，也不会是所有地方都这样。另一个极端是全球可能多达80%的人口被感染。按照1%的潜在致死率计算，这可能意味着还将有6000万人死亡，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此外这场灾难可能持续一段时间：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爆发了三次，历时一年。然而，更有可能的结局是在二者之间：死亡率更低，但这种疾病也不会消失。如果是这样，世界可能要到2021年某个比较晚的时候才会恢复到危机前的行为。年轻人可能会更快恢复正常行为。但年纪较大的人就不会了。此外，即便少数国家确实消灭了这种疾病，它们也将保持针对其他国家的隔离检疫措施。总而言之，新冠疫情的影响可能是严重和长期的。至少，政策制定者必须据此做出规划。这场大流行病同时抑制了供应和需求。封城会中断必要的供应和各种各样的购买行为，尤其是娱乐和旅游。结果是，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活动将大幅滑坡。最重要的是，萧条可能出现。很多家庭和企业可能很快就会耗尽资金。即便在富裕国家，很大一部分人也没什么现金积蓄。此外，私营部门（尤其是非金融企业部门）背负着大量债务。因此，消费者需求将进一步转弱。企业将破产。人们将拒绝把产品卖给那些被认为可能破产的企业，除非它们能提前付款。对金融体系健康状况的疑虑将再度出现。需求和经济活动可能崩溃，远远超过这一突发卫生事件的直接影响。此外，在社会保障有限和社会控制薄弱的国家，控制疫情的传播尤为困难。美国尤其将有这种情况：很多患者将拒绝去医院，并且还不得不工作。社会保障是有效的。作为最后贷款人，央行必须通过将借款成本保持在低位和为信贷投放提供资金来确保流动性，不管是采取直接还是间接手段。但央行无法提供偿付能力。它们不能支撑家庭收入，也不能保障企业不受需求崩溃的影响。而作为最后的借款人和消费者，政府能够而且必须做这样的事。长期政府债务非常廉价，所以它们这样做时无需担心：德国、日本、法国和英国现在能够以不到1%的名义利率借款30年，加拿大为1.3%，美国为1.4%。那么，这将是一场有时限的危机，其对经济与健康产生的影响是政府必须管控的。从国内看，最低限度是在危机期间慷慨支付治病费用和提供失业保障，包括对自由工作者。如果这样做太困难，政府可以直接给每个人发一张支票。然而，如果要避免付出大规模破产和萧条的代价，这样做还是不够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伊曼纽尔•塞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认为：“提供……保障的最直接办法是，让政府充当最后买家(buyer of last resort)。如果政府完全替代了蒸发的需求，那么每家企业都能为员工支付薪酬，并保持资金存量，就像还在像往常……运营一样。”龙洲经讯(Gavekal)的阿纳托尔•凯勒特斯盖(Anatole Kaletsky)也推荐了类似的应对方式。提供这样的救济并不会造成道德风险。在百年一遇的大瘟疫中得到帮助不太可能诱发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果企业之前举债过多，它们最后还是会破产。这个计划远胜于贷款和贷款担保，后者是德国政府提出的方法。企业贷款只会是为了自己能度过这场危机，而未必是为了给员工发薪。此外，贷款需要偿还，这在疫情过后就会成为企业的负担。而按照这里所提议的方案，可以把企业不裁员作为向它们支付款项的条件。该计划还将随着瘟疫结束而自然结束。到那时，政府可以额外征税来收回它们的支出。帮助维持收入并将风雨飘摇的企业的长期成本降至最低，这是至关重要的。除此之外，在欧元区内，帮助借债能力有限的政府也是至关重要的。从全球来看，脆弱的新兴国家也需要帮助来应对卫生和经济危机。还有，消除当今政策中的“零和民族主义”也极为重要，否则它将使重建一个合作、健康的全球秩序变得困难。这一切也都会过去。但不会很快。这场大流行病可能造成经济萧条。国家安宁是最高的法律(Salus rei publicae suprema lex)。在战争中，政府可以自由开支。同样，现在它们必须调动它们的资源来阻止一场灾难。要有宏伟的计划。立即行动。齐心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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